自1998年进入新闻一线开始，江雪已在新闻行业坚持了24个年头。她对社会事件的追踪和新闻自由的执着，让她获得了南方週末颁发的2002年度“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央视2003年颁发的“全国八大风云记者”等头衔。但在环境变化下，她最终离开了主流媒体，在2015年成为一个独立记者，并曾有一个自媒体账号“雪访”。
\n在7年的独立媒体历程中，她是如何坚持下去？过程中遇到什么挑战，她又是怎么看待这些挑战，对于年轻的媒体工作者，她又有怎样经验分享和建议……
\n讲座时间 | 2022 年 1 月 20 日
\n讲者 | 江雪
\n主持人 | XiaoXu
\n文字整理 | 小荣
\n编辑 | 小咚、三牛奶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在工作日的晚上来和我们一起听江雪老师的分享——“记录的力量”。可能很多人，尤其年轻的听众，最近知道江雪老师是因为她在西安疫情封城期间写的《长安十日》。江雪老师其实是一位老媒体人了，在中国媒体市场化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进入了传统媒体，是一名资深的调查记者。后来又在媒体转型的时候，转型做了自媒体。我们在西安疫情封城期间看到的这篇文章，也是通过自媒体的渠道发出的。同时，在最近的几波疫情，大家或许也观察到——所谓的传统媒体和机构媒体的报道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慢慢地降低和减少，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大家显然易见的一些原因。像江雪老师这样的记录，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那我们这次也想请江雪老师来分享一下：作为一名老传统媒体人，又转型成为一名自媒体人，在这期间所经历的是什么？以及在现今情况下，当我们还在中国这土地上，当我们遇见这样重大的公共危机的时候，该怎么样去记录？那么有请江雪老师开始分享。
\n江雪： 谢谢朋友们的邀请，很开心今天能来和大家交流。我现在身处西安，按理说最近因为郑州、天津疫情都起来了，西安好像有点得救了，大家的关注度应该没有那么多了。但其实，这个城市很魔幻，在天津和郑州疫情起来之后，又成功地上了几次热搜。包括这次关闭高新区两座医院、马雪娥等好几个新闻，如果大家一直在关注的话，应该还有印象。
\n我先介绍一下目前西安的状况。封城已经到第28天了。从2021年的12月23号开始到今天（1月20日），2022年第一个月中的一大半时间，包括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都是在这样封闭的状态里度过的。昨天开始，我可以正大光明地下楼了。此前，封控非常严厉，小区家家户户的门上是贴着封条的（封条现在还没撤掉）。前阵子我下楼都是偷偷摸摸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宝贵。
\n自从两年前武汉封城之后，西安这座常住人口1300万左右的大城市，也是所谓的国家中心城市，出现这样漫长时间的封城。到现在（编注：指讲座1月20日当天），大部分市民仍然不能离开他们的小区或居住地。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管控，当然也是非常大的公共事件。
\n从武汉到今天，经历整整两年，我们可能曾经认为，在防疫的各方面应该有些进步。但是发生在西安的很多状况，让我们感到不是这样。身处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其实这一切是一场公共的危机与灾难。
\n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对这么重大的事件，媒体的记录其实是非常少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做相关的研究。两年前，在武汉封城的时候，有不少机构媒体去做了记录，像财新等都发出了很优秀的报道。记者在当地驻扎好几个月，做了全方位的、也有细节的报道。而这次西安封城我们看到，报道非常非常少。
\n今天讲“记录的力量”，那我也就从我这个小小的记录讲起吧。我会从《长安十日》讲起，也会谈到我之前的“雪访”等工作。“雪访”是我在离开机构媒体后，做过的一个公号，转世几次后已不存在。另外，这几年里，我曾做过一些调查记者的口述，是和王天定老师合作的一个项目。另外我比较自豪和开心的，是在2021年初，曾在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栏目——李思磐老师创办的“水瓶纪元”，做过一阵子编辑，后来这个栏目也因一篇女权的报道而被解散。最近的状态就是打打零工、自我雇佣、兼做编辑的工作。这是我要讲的自己经历的部分。
\n这是对西安这一轮疫情的基本概述——截止2022年的1月19号，陕西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有2077例。西安成为武汉之后，感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至今，西安封城28天，宣布了一些区有限的解封。大部分人还是不能离开他们居住的小区或者村落。目前官方预计的正常化是在1月25号左右。
\n人们关注到西安疫情的严重，除了封城这一非常态的举措之外，应该是在12月27号前后，因管控升级，人们无法出行，出现大面积的买菜难，基本物资供应困难，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始无法满足。而城市在实施最严厉的管控措施时，似乎并没有做好基本的预案。
\n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感同身受——因为就身处其中。封城是12月23号开始的，到27号之前，有过短暂的几天时间，物资困难还没有那么明显，当时大家还可以两天出门一次，但需要小区开“路条”。到27号管控升级之后，事实上市场所有的流通都终止了，这立即让很多人处于困境之中。
\n对我来说，做这个记录，其实是非常本分、蛮自然的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西安市民，另外我也是一名记录者。但坦率地说，在封城之初，我并没有想着去做这个记录，主要是因为没想到后来会如此严重。我当时在平台兼编辑，封城第一天，我意识到，疫情之下人们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按常规报了个题目，关注一下封城之日人们的反应。
\n于是我约了几位西安的朋友，他们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各自写了一下自己的感受。我当时发在平台上，题目是《六位市民口述：封城前的西安十二时辰》。这些市民中，有做公益的，也有家具城的老板，还有一位是律师，他们各自讲了自己的生活。像家具厂的那位老板，谈到疫情对他生意的影响等等。所以当时想着就是常规的记录，毕竟疫情已经发生两年多了。
\n当时的想法是，武汉之后又过了两年，今天大多数人都打了疫苗，据说陕西疫苗接种率在98%以上。不至于出现像武汉当时一样严重的状况——病死率很高，医疗资源临近崩溃，而且那时候人们对病毒主要是一种未知的恐惧。我是想关注着就可以，完全没有料到西安后来会有这样的发展。（有人问到“默存格物”公号，默存因发《长安十日》被禁言两周。但在禁言解除后，旋即被永久封号。编者注。）
\n我突然有了记录的意识，还是到27号，整个管控升级之后，人们一下子出现了基本的生活困难。我也处在惶恐之中。我虽然提前备了一些菜，但没想到管控如此严厉，内心也产生恐慌：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办，因为完全没法出门了。
\n问物业，小区里边也没有任何这样的准备。我在《长安十日》里面讲到，这个时候，最后发现小区旁边的便利店，成了我唯一的物资通道。这让我意识到，事情可能严重起来了。12月31号的时候，据说我们小区前面的楼上发现了病例，小区的管控再次升级，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上了封条。完全不能出门，物资、后续的供给怎么办？买药怎么办？完全没有得到任何预案或者政府的安排。
\n接下来那两天，又出现种种新闻，包括高危孕妇没法去医院检查，网上出现孕妇在医院门口流血的视频（但这个事例我在写的时候没有采用，是因为当时的一些事实方面还不清楚）。另外也看到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她的父亲心梗后送到医院，等待核酸检测六个小时，最后抢救无效去世。我试着联系女孩，也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些基本的事实调查，能够确信这个事的真实性。
\n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做记录是必要的，确实在发生着很多事情，不像之前以为的，封城很快就会过去。
\n也同时注意到，这次疫情，机构媒体的报道非常少。后来我也跟财新的记者聊过。当时他们在武汉采访，可以接收快递，可以去医院，街上很多志愿者的车辆在行驶。后来，我看到有人说，当时的武汉有上万志愿者能够上街，参与到救援里边来。
\n但西安这次，因为政府采用了非常严厉的管控。一些社会组织和公益组织，虽然很早就有志愿者准备就位了，但是他们没法离开小区到一线去，因为很难拿到通行证，导致志愿者加入救援非常困难。这是我写文章的一些背景。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的文字是非常克制平和的。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和关注。它只是普通的一段记录而已。后来我想，确实是因为各方面的记录太少，《长安十日》才显得比较珍贵。
\n这是封城当日，我在文章中写到的村子，这个城中村有几万居民，病例比较多，村里有很多人后来被集中隔离。当时在封城前夜，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是租户，包括文章里面写到保洁员，都在村口，他们是下午才出去的，很多人上午出去打工，然后傍晚七八点回来，整个村子都封闭了，就拿这个绿色的档板挡住，没法进去。我出于记者的本能，在封城令还没有正式执行的时候，先去街上看了看。
\n这都是我当时在街上所见。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挡在里边了，从天桥下去能看到。在另外一个城中村的外面，很多年轻人下班回家，村子也进不去了，都在排队，要求做48小时核酸检测才能进村子，只进不出。很多年轻人可能刚到这个城市里面落脚，所以只能在城中村里边，因为房价还是便宜很多，我曾经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在这个村子里住过，所以我比较了解。
\n还有一些照片，都是我在封城之初，管控还不是非常严厉的时候，出去拍摄的。这可能也是记者出身的人，会有的敏感。我只要能出去，就一定会做一些拍摄或者记录，这个可能是一种职业病，或者说就是一种本能。后来完全不能出门了，才意识到封城前出去的所见所闻，都对我后来完成这个记录，起到很大的作用。
\n后面这些照片是我朋友拍的，他有通行证，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摄影师。
\n后来，这些大的城中村，物资极度紧缺的困难状况有所缓解了，后面政府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物资的供应。1月14号左右，就是那个著名的新闻——西安高新医院和西安国际医学中心这两个医院，它们之前发生了孕妇流产、女孩的父亲心梗抢救无效这两个事情。政府后来做了处罚，但是处罚通告是让这两个医院停业整顿三个月。这两个在西安规模比较大的医院，尤其国际医学中心，在医疗资源、设施配备各方面都非常高配，有几千张床位。两个三甲医院在这样医疗资源紧缺的背景下被关闭，引起了很大的民意反弹。之前本来大家都是批评这两所医院的，这时候大家都转而同情医院。
\n我觉得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逻辑，就算医院有问题，或者在防疫中间出现漠视生命等等问题，也不能把医院给关停了。医院关停之后，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他们怎么办？后来，因为外界关注的声音太强烈，政府应该也意识到了。两家医院被关停之后，在西安，有法律学者、体制内退休的法官、大学教授等人，都从法学角度分析政府的这个行政处罚行为，其实是违法的，在程序上有问题。
\n因为中国的行政处罚法其实是一部很成熟的法律，行政机关作出处罚，要遵守严格的程序规定。但政府这个对医院的通告是非常随意的。所以后来也有律师表示愿意帮助医院去提起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等。但是医院毕竟还是民营医院，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后来应该没有去走法律程序。
\n在这样广泛的舆论和民意的监督之下，医院的通告也基本上是名存实亡的。后来我了解到，有一位著名的面部整形科教授，他那里有110多位孩子，等着他做小耳畸形的手术，面临着手术没法去做的问题。他也在微博上大声疾呼。这些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该是听到了，很快就回复了郭教授：这些孩子是可以继续治疗的。另外通告其实也没有严格被执行：重症病人可以留院治疗，轻症的患者一开始说服要动员要转院的，其实后来也没有再进行下去了，只不过他们不再接受新的病人。
\n这个事件，我看到是有澎湃新闻等几个机构媒体应该是有记录的。我觉得不管大家通过自媒体，还是通过微博，这种呼声应该还是多少地影响到了后面的结果。
\n所以回顾《长安十日》这篇文章，我认为其实对我来说，这一直是我的本分。我这两天看到也有一些热心读者，做了我的视频，或是说向我致敬啊等等，我是觉得是很惭愧的。因为我本人是写作者，也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市民。受过媒体的专业训练，对信息有基本的一些判断。我能够判断什么东西是整个事件里面最重要的。包括对信息的求证，我是有方法的。所以做记录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n例如2012年，说起来都将近十年前了，西安发生过“九一五事件”，大家可能应该知道U形锁和市民李建利，被群情激愤的民众里叫蔡洋的小伙把他的头颅打断了。这个事情，李建利在医院住了将近十年，前年才出院，我和他家一直有联系。十年前，我还在报社，但是在评论部，那时候也是出于本能，作为记者出身的人，你又身处其中，你能看到历史是在你眼前发生的。所以那时候我也去做了“915西安”的公民记录。当时没有机构媒体发表，我所在的报纸也没法发表。后来我把它发在博客上，还是得到了很多关注。
\n这次发生封城事件，对我来说逻辑是一样的，我尽本分。但我没想到带来这么巨大的反响，当天的刷屏应该也是形成了现象传播，阅读量是非常大的，也有很多反馈。后面很多自媒体转载，标志性的是环球时报退休的胡编，也写了一篇评论，讨论了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还挺有意思，跟他以往言论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我认为，我的记录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实是不正常，背后我认为是真实记录的缺失，以及在事件里面媒体的缺失。说到媒体的缺失，后来我跟一些朋友沟通，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那么严厉的管控之下，即使有记者来，也很难在西安展开采访。首先，你可能很难拿到通行证；其次在街道上通行，街道上什么人都没有，采访也是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人们太渴望真实了，我7000多字的文章，可能做了一点点稍稍的弥补。
\n所以我的写作初衷，跟我过去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是小人物，普通的、平凡的人，我们经历着此时此刻。对写作者或者记者出身的人来说，做这样的判断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记录的态度上，我认为自己一直是非常克制、平和的。后来文章被删了，包括那些支持我的文章，只留下很多批判的，给我扣了各种帽子的——什么“汉奸”啦，“卖国贼”啦，“不配做中国人”啦……我认为更多是情绪性的谩骂。如果是当时身处西安的市民，或者稍微真诚地面对他们生活的人，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我只是写到了他们最日常的生活。我的证据之一是，当时“默存格物”公号后面有数千条留言（当时公号主理人为了让文章多存活一阵子，可能没有放出来太多留言），我后来看到了一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n这是随便摘一些。（这位留言者）讲了他家人的遭遇，其实非常像后来成为新闻事件的太阳花花花她父亲的状况。这一位读者谈到“一码通”崩溃以后，做核酸的时候人挤人。还有一位朋友说，“每天都来看看文章是否还活着”，其实这位读者的心情就跟我一样。
\n说真的，我看到这些留言以后特别感动。文章发出之后，因为各种力量，我后面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发文章。但是这些留言让我觉得，我跟很多读者是站在一起。当时小编也很感动的，她说，“我感觉是你的文字给了他们希望和力量，让他们纷纷去记录和表达”。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我在整个记录中非常安慰的一件事。事后确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日记出来，有学校的老师，也有普通人。我自己，看到了至少有十个人的日记，更多人开始去写。
\n确实可能在那样非常苦闷、封闭的环境里边，我相信人的内心都会发生很多事。没有物资，或是很多年轻人住在商务楼、办公室里边，他们没有做饭的工具。我一位亲戚的孩子，刚毕业，两个人的房间里仅有一个烧水壶。政府送了白菜，但是他们没有炊具，没法做熟，只能在烧水壶里面煮白菜吃。后来我收拾了一套灶具，请有通行证的朋友帮我送去，给两个年轻人解了燃眉之急。这次，很多年轻人可能体会到了，这样物质繁盛的时代，还有人用烧水壶煮白菜，体会到饥饿的感受。
\n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人们遭遇了很多，又无法通过媒体去表达。我这个小小的记录，可能让他们至少感觉到“有人跟我感同身受”，有人愿意用文字去记下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这让我认识到，真实的文字，或者这种记录，确实是有力量的。
\n再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这些年做的一些东西吧。我的初衷是，即使今天的媒体环境如此糟糕，但我还是想做诚实的记录。我不能假装有一些东西我没有看见。我对为自己的心灵负责，我不想闭上眼睛，所以我尽量地去做一些记录。另一方面，不管何种报道，我认为都要尽力遵循客观平衡的要求。真实本身是有力量的。在场的听众或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做一些抗争性的报道，但不管任何的报道，都要尽量客观，要做内心力量的控制。你只要呈现真实，真实本身有力量，是能够打动人心的。
\n刚才说到一些抗争者的报道，我自己这些年做的一些，因为环境的原因，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n这个报道是发在正午这个非虚构平台上。我采访了这位叫田保荣的老先生。他翻译了一本书，叫《列宁传》。同时他还写了一本反映“中国革命”的小说。但是他的书没法出版，我得到消息后，去跟老人家做深入的长谈，也做了很多采访。他年轻时曾在法国留学，所以这本书是从法文翻译过来。这个报道发出之后的一个结果是，我的一位朋友被田老师的故事打动，资助了一部分钱，帮助这位老先生出版了他的作品。
\n这是前几年做的一个报道，一个叫石节子的西北小山村的故事。有一群艺术家在这个西北非常偏远的村庄，用当代艺术的方法——进入现场去工作，在社会前沿反映社会问题。村庄的村长，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的雕塑家。人鱼的形象是他的作品。我对这个题前后有过两次深入的特稿，一次是在正午，一次是在全现在的平台上。
\n当时雪访的公号刚刚开始，我就做了个小实验，也有点像行为艺术——在我的公号上给这个村庄募集。因为村庄在山坡上，老弱病残比较多，没有任何商业，我为他们筹集一个商店。后来在我的公号上，应该是有六七百位读者参与，筹集了2万多块钱，为这个村庄筹集了“雪访小铺”。这个小铺就在一户村民家里，村民们买一些日常用品就不用离开村庄了。
\n今天的分享题目叫“记录的力量”，我想这也算是，对我们来说，多少都有一点理想和愿望，希望自己能够知行合一。我记得李大同老师有本书叫《用新闻影响今天》，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做一些报道，对现实有一些影响。所以我特意地提一下雪访小屋这件事。
\n事实上，确实有时候有一些记录或者一些介入，是宜早不宜迟的。我刚才说到那个村长就是靳勒，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在去年的元月11号，他不幸去世了。我今天提到刚才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以及做ppt时想到，也是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世事无常。我们的记录或者访问等等，有时候抓住了就是抓住了，有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这是村长靳勒和他的雕刻。
\nQ1：当下进入传统媒体机构的意义？
\n江雪： 如果是有新闻理想，能够进入到一些传统媒体机构里面，我认为磨练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机构媒体，除了传统媒体，现在有一些平台也是做内容的。我认为能够找到好的媒体人带自己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新闻还是有技艺在里边。我们过去的时候做记者，大家都说“传、帮、带”，就是跟着老记者一起跑现场，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现在媒体当然跟曾经的媒体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如果真的有继续做新闻的愿望，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有这种现场采访经历的话，会更落地一点。不像有时候有一些年轻人可能眼高手低，或者更容易把新闻落到文字的行当里面去。其实新闻，真的不只是文字。
\nQ2：实习单位的选择问题
\n江雪： 选择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有非常优秀的媒体人汇集的（机构），这当然很好。但可能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有机会到这样的机构，也可以抓住些别的机会，比如进入自媒体平台等等。对我来说，我一直是比较草根的，我觉得选择报道的角度和形式，还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在这中间如果涉及到像西安这样大的封城事件，确实是有各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领域。但对我来说，可能我会比较倾向对弱势的关怀，或者说对底层人群的关怀。在这方面也许是我的比较草根的情怀吧。当然每个媒体也会有不同，如果身在自媒体，你也可以做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任何时候尊重人本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nQ3：作为独立记者，在哪些方面注意保护自己和保护受访者？
\n江雪： 不管你在不在机构媒体，坚持记者的职业能力、职业操守是非常重要的。你在探访事实、求证信息等方面，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另外，你要克制自己的很多倾向，不要让自己的好恶影响到对真相的求证。因为这个可能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保护。我认为对受访者保护的话，受访者的匿名或者等等，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要尽到这样的注意。
\nQ4：从传统媒体离开做独立新闻人，是新闻环境逼仄吗？
\n江雪： 我刚好是经历了算是传统媒体的黄金时期。90年代末期从业，正式离开应该在2015年，这段时间如今被大家称为是“黄金阶段”。但其实，过去大家还都可以做东西的时候，也觉得环境不好，但现在去看当时的杂志或者报纸，就觉得那时候很多问题还都可以谈。当时身处其中，觉得环境很逼仄，只是没想到后来会更逼仄了。
\n我当时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人到中年了，又做媒体很多年，我希望能够做一些我认为就是机构媒体或其他人不会做，但是我认为它是重要的一些记录——可能是历史的小切片或者片段，但我认为是能够折射当下最重要问题的记录。这是我当时的初心吧。
\nQ5：深度报道的空间
\n江雪： 我觉得如果有平台或者机构愿意做深度报道的话，还是可以去找到角度来做的。当然，一些非常重要的公共事件，我们确实很难把握环境的变化。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几天西安疫情中的女孩她父亲，因为心梗被延误治疗这个事情。其实之前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当事人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还有很多自媒体发布的情绪化的重复信息。除此之外，对事件的深度报道是没有的。那我知道有平台就去做了这样的报道，对女孩做了连线，也对整个事件做了还原。这个时代的一个好处是，不管小红书、微博、抖音各种软件，事件发生之后，你去找线索还不是那么困难。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报道，我算是编辑。但后来这个报道没有在平台上发，是在公号上发的，叫《西安封城夜等待核酸的六小时，我永失了我的父亲》。其实这个记者的反应也是非常快的，应该是在两三天内，然后也对这整个事件进行报道。目前看来，这个报道是对这个事件最完整的报道。
\n所以我觉得虽然因为环境变化，可能很难做更完美更全面的报道，但如果选择好角度，并且快速反应，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反应很重要，就是要尽快地报道。
\n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有一篇刷屏的报道，就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流调中姓岳的一位打工人，一边上访一边在北京找孩子，他做了很多兼职、工作，在流调中充分体现了。有平台的朋友在商量做这个，没想到今天中国新闻周刊就做了一篇《对话流调中最辛苦中国人》。这个报道你可以感觉到，应该是年轻记者做的，重点不是他问出了多么高大的问题，而是他呈现的文本很打动人心。用很简洁的文字，让当事人自己去叙述，把这样一件事呈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是一篇很优秀的报道。当然，他其实主要赢在速度上面，反应非常快，如果再往后边的话，你要再做可能就很难了，估计禁令就出来了。
\nQ6：媒体报道的禁区越来越多，敏感东西完全不能碰，媒体自我审查严重，除了个人层面做独立记录，整体行业能做些什么来改变吗？
\n江雪： 这个行业自身的改变其实还是很难，我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在中国这样环境里面，新闻行业本身，跟意识形态的关联太密切了。作为媒体来说，过去说“政治家办报”，现在可能都不止于此。现在也没什么政治家，现在就是完全的自我审查吧。
\n过去还能稍微做一些抗争的时候，媒体也会有禁令，但大家那时候还会想着要去突破下这个禁令。另外呢，在禁令来之前，媒体之间会资源共享。如果有更多的媒体同行都去跑这个新闻，大家就觉得自己也好给上头“交差”。过去的一些做法，现在大概拿来也不管用了。所以，整体行业要改变的话，我觉得非常难。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些问题，还是要促进整个社会的变化，然后可能行业才能有（变革）吧。
\nQ7：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自媒体新闻人的记录。
\n江雪： 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有更多的克制，或者说有一套规范。比如说《长安十日》的记录，如果是给传统媒体做新闻报道的话，应该有写法上的不同。因为我是传统媒体出身的独立媒体人，在写作的时候肯定有对自我的规范和要求。只不过呈现方式上，比如《长安十日》，在前面是所见所闻的叙述，但在后面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位朋友的对话，其中有自己的价值观在里面。
\n我表达了我的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我认为，任何时候，人不能成为工具，人是目的——人不能成为所谓“代价”，所谓的胜利里面所付出的代价，这确实是我跟朋友之间的交流。当时我们俩谈得不欢而散，但后来我感谢他启发了我的文章，或者说作为文章的结尾。对我来说，我完成了我的表达，但它是事实的记录。我跟这个朋友的对话也是事实的记录。如果是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那我就不能让我的价值观在表述中出现了。
\n我觉得对于有一定职业能力要求和自觉的新闻人，在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二者之间切换，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一个作者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会在自媒体上陷入情绪的泛滥。
\n《长安十日》为什么会有一定的公信力呢？应该来说，它至少在事实的呈现方面，算是有一定的报道功能。我在写作中，有对情绪的过滤和控制。事实方面，是有一分说一分，跟在传统媒体做记者时一样。
\nQ8：如何训练本能，或新闻敏感？
\n江雪： 新闻敏感大概可能源于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做记者的话离不开好奇的本能。新闻敏感的本能跟好奇心是连接在一起的。当然也跟阅读，跟你的思考以及人生经验有关。
\nQ9：你对新闻业走向的看法、媒体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n江雪： 因为媒体这个行业，还是蛮受制于意识形态或环境的。但确实也有很多的新技术出来，所以我也不是完全悲观。未来的发展我想更多的可能还是公民记录、公民新闻的方向。对于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我认为一开始还是能够找到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比较好——找那种还愿意做内容的机构或者平台，然后得到一些基本的训练，不管是对现场、人物，或者对比较复杂的一些选题的判断，这方面我觉得挺重要的。
\n我自己是独立媒体人。因为还是要生活，前面说到，我就像打零工一样，有时兼兼编辑。但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我始终还是不愿意自己隶属于某家媒体。原因是我认为很多自称媒体的机构，面目是并不清晰的。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发展。我觉得自己作为独立媒体人的话，更能够把握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当然，在中国我不能说我是独立记者，最多是独立的记录者。其实在一些地方，独立记者或独立媒体已经探索出他们自己的道路了。例如台湾，就有很好的独立的媒体机构。一些传统的媒体人搭建平台，然后完全独立于资本，也独立于权力，只接受民间的支持，完全不受资本的影响，去做真正独立的报道。我认为独立记者的前景，还是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前景吧。如果我们的环境里面能够有基本的自由，我认为独立记者是很好的职业，符合我心中的理想。但是在当下，我们是很难的，这个环境是很难允许有更多的独立记者出现。
\n我自己的观察所见，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过去是有的，这两年是少了很多。国外独立媒体或记者的经验，对我们有启发，但这种经验其实也蛮难复制，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对国内的记录者来说，遇到的障碍可能是他们没有的。很多本来公开的信息，原本不需要用那么大力气去获得，但对我们来说，即使你在媒体机构服务，可能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获取。
\n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在很多公共危机，包括武汉、西安的时候，有时候社会公益组织能去救援，有些时候他们又救不了。那您如果了解情况的话，能不能讲一下现在的这种公益组织的运作情况是怎样的，媒体应该怎么去报道？
\n江雪： 西安这次应该《中国慈善家》杂志有两篇报道，第一篇是讲了西安社会组织介入救灾的情况。但我所知道，似乎第一篇出来之后，当地好像很不满意，后来又有第二篇。总之来说，西安这样的城市不像广东或者很多地方，社会组织、民间社会话语更丰富一点。本来西安的社会组织也不发达，这两年更多地纳入到官方管理之下。所以这次的话，他们还都是蛮不容易的，像过去做得好的机构，这次也遇到被人来盘问等等，但最终他们也克服了这些困难，做了不少事情，包括对残疾人的救助、救助信息对接等等，这方面之后我也会做一些访问。我知道的是官方一点的机构，跟他们对接会更好做一点。
\nQ10：如何排解愤怒和无力感？
\n江雪：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能体会到提问者的感受。就这次举例而言，封城期间，其实我觉得我每天临睡前都有点信息焦虑。身处在这个时代的场景里边，每天会不停地被各种信息轰炸。
\n我自己作为记录者，一方面知道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记录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别人赋予你的，也没有机构要求我，但在当下觉得有这个责任心。同时，你也知道面临着一种无所不在的限制，你知道有老大哥在看着你，在这样处境下，所有举动都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我始终会把自己放在更大的时空观里，有时候不能只看到当下，或者不能认为此岸的事情是唯一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n在封城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连楼都不能下，但无论如何，半夜三更，我都要下楼去一趟、去跳跳绳、做身体上的调整。有时看一点哲学、宗教方面的书。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方法。
\n另外，刚才说到，在这期间，我的一位朋友潇，她人在美国，通过网络做了“送给西安的一堂身体课”，我在这个课上受益良多。这个朋友是剧场负责人，她教大家觉察自己身体的感受，引导很多不同行业的人，去体察自己在封闭的20多天中，内心和身体的感受，帮助他们来疗治创伤。我觉得我们要珍惜、珍爱自己的生命。生命感很重要，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尽量让自己的生命活得饱满一点，多多为自己创造美好，多和朋友交往，多去寻找自己的同道。同温层是非常重要的。
\nQ11：老师现在采访还会胆怯吗？
\n江雪： 我当年很害羞，特别怕去敲陌生人的门。现在基本上不会了。我认为要克服采访前的胆怯，最重要是做好采访前的准备。要记住，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作为记者来说，你身后是公众，你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公众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去采访。这一点应该成为你勇气的来源，获得平视的角度。
\nQ12：做全面报道前会找几个角度，怎么保证这些角度的可实施性？
\n江雪： 尽量地去占有更多的信息，做全局的观察。比如说像西安疫情，其实角度蛮多的：社会组织在中间发挥作用的问题；政府的预案在其中的行政决策、行政能力问题；底层弱势群体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更具体一点，西安呈现的医疗系统的问题等等。信息要全面获取，要有整体的视角。这些角度的可实施性的话，你根据你个人的能力、你的采访对象、你自己大概能找到信息源，根据这些方面来决定。如果这些方面充分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了。
\nQ13：做独立记者前景怎么样？会受到限制吗？
\n江雪： 现在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媒体，“雪访”屡经转世以后，因为现在公号管理更严了，我也很难再发公号了。其他的载体比较少，但是我自己作为写作者、作为独立媒体人是没问题的。在中国，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那些打着法律名义，可能来打击你的风险。
\n主持人：谢谢江雪老师。在最后，江雪老师有什么话想跟年轻的未来的新闻人说呢？
\n江雪： 在现在这样的艰难时局下，还能感觉到大家这样的热情，我真的挺受鼓舞的。如果热爱的话，我们就去努力吧。记者这个职业我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职业。对于心怀理想、对世界关心有好奇心、对自身的生命成长有渴望的人来说，它是好的行业。
\n做记者的话，堂而皇之地闯入别人的生活，进入别人的世界，去了解那么多人不同的人生。对世界的看法、认知都能更清晰明了。你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实时触摸到真正的时代脉搏，这些都蛮棒的。
\n一开始可能不能马上去做自己想要做的，那就先工作吧。先工作，我觉得功不唐捐，你的思考、不停积累每一份工作的经验等，都会增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做记者，也是杂家。所有的经历，我想将来都是有用的吧。我也还在加油。你看我都这么不年轻了，我还在享受这份工作，虽然比较艰难，但我真的也体会到了很多生命的乐趣，这个挺棒的。
\n主持人： 谢谢江雪老师特别真诚的分享，我相信也会对于对新闻、对社会，对社会的公益和正义价值有理想和追求的同学会有很大的启发。我也非常能理解各位同学们这个持续不断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想做新闻，或者在做新闻一定都有很大的矛盾和困惑在，但会因为心里的坚持一直持续下去。最后，希望有新闻理想、对新闻专业主义有追求的同学能够一直坚持，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闻记录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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